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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认为南方大学正在变得越来越具吸引力的论调，在互联网上遭遇了诸如“谁会为了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而放弃麻省理工学院呢”“没人会为了去南卡罗来纳大学、阿拉巴马大学或奥本大学而放弃真正的常春藤盟校”的嘲讽和反驳，但影响高中毕业生选择的并非只有高校排名和“常春藤”的头衔，还有更为现实的学费、录取率、气候，以及美国“南方文化复兴”和社交媒体所塑造的南方大学文化的吸引力等复杂因素。其中，TikTok平台上的“Bama Rush”和“RushTok”热潮是一个最为“可视”的变化。

　　“Bama Rush”的网络迷因化始于2021年8月。当年的阿拉巴马大学招新周（rush week）期间，TikTok上以#bamarush# 和 #alabamarush# 标签发布的大量视频迎来了病毒式的传播。这些视频内容主要包括招新期间的每日穿搭展示（OOTD）、姐妹会加油视频以及各种招新周活动，而许多TikTok用户也借机创作了类似风格的模仿和恶搞视频。已知最早的相关视频是TikTok用户@whatwouldjimmybuffettdo在8月8日上传的，她在这段视频里展示了自己在招新周第一天的穿搭装扮，该视频在一周内获得了超过90万的观看量。8月11日，用户@claraholleman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展示了大量金发女郎，并调侃新生周的每个女生看起来都一模一样，该视频在两天内的播放量就达到了170万。于是，阿拉巴马大学等南方院校的姐妹会招新和选拔成为了一个引发全民关注的互联网文化现象。

　　#Bama Rush#和#RushTok#标签下那些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的短视频极易成为被算法推荐的内容，其视频数量和观看量都相当高，甚至逐渐成为了SEC高校的招生宣传片。由此，“Bama Rush”和“RushTok”这两个在平台语境中生成的复合词，成为了以美国大学姐妹会招新为主题，在TikTok上被持续生产、观看、二次创作的一套短视频内容与叙事模式。这一短视频潮流将原本制度化、排他性的校园仪式转化为可被观看、模仿和消费的生活方式叙事。进而，“Bama Rush”和“RushTok”也发展为一种关于美国南方校园文化的视觉叙事。相关内容并不局限于校园内部生活的讨论，而是把“这里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和“如何成为一个在TikTok上更加可见的个体”这两个Z世代关心的话题连接了起来。对于Z世代而言，这种可视化、可分享的生活方式本身就与他们对身份和体验的理解息息相关。

　　基于上述角度，正是社交媒体上“南方高校”相关标签的流量/注意力吸引力增强了这些高校在招生上的吸引力。从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自我品牌化”（self-branding）、“微名人”（micro-celebrity）和“表演式自我呈现”（performative self-presentation）等理论视角来看，#Bama Rush#和#RushTok#这类由视觉叙事驱动的文化吸引力，意味着参与其中的学生们不仅是在分享Rush的过程，更是在构建一个可以被更多人看到的身份剧本。TikT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不只是放大了个体的存在感，而且规范了人们追求可见性与吸引注意力的方式。

　　由此可以理解Vox《为什么Z世代纷纷涌向SEC大学》一文写道的：“最理想的大学体验是充满社交性和南方风情的。”作者认为，“在TikTok时代，学生们更注重视觉化和可分享的大学体验，包括橄榄球赛和兄弟会/姐妹会等大型社交活动。Z世代似乎更关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以及参与的话题标签，而不是简历上最亮眼的成就。”总之，在过去的年轻人（如千禧一代）眼中，大学选校的逻辑更多围绕着学术声誉、“简历资本”和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路径，大学的社交生活固然是其组成部分，但并非主流叙事。而在Z世代身上，社交媒体生成的可见性和“个人品牌化”路径，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核心价值。

　　而《纽约邮报》今年8月的一篇报道批评了已经成为一种“装备化”竞争的招新周活动——不少参与者为了吸引关注，花费巨额资金聘请服装造型团队和“Rush顾问”（以制定从获取推荐信、整理衣橱到练习会话技巧的各种策略），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展示自己的支出。阿拉巴马大学的大四学生、21岁的Kylan Darnell是在TiKTok上拥有超过100万粉丝的“RushTok女王”，她表示，有一些女孩因为被姐妹会拒之门外而不得不换一所学校就读。这既揭示了“rush文化”在今日美国的影响力，也揭示了它对当代年轻人的新型异化。社交媒体上的rush文化强化了消费主义的逻辑，促使rush变成一种消费性的活动与身份展示。

　　Vox的文章指出，SEC联盟高校拥有美国NCAA一级橄榄球队，长期吸引着海量的观众人数。而这些现场盛事不仅是Z世代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内容，也是他们可以亲身参与的精彩体验，因为经历过新冠疫情封闭体验的他们尤其渴望更多的现场活动。此外，在过去几年里，Z世代对体育的兴趣持续增长，这或许受到了泰勒·斯威夫特等“球星太太团”（WAGs）的影响。并且，体育强校还天然地与品牌时尚有关。而Z世代成长过程中接触品牌的机会更多，因此也更容易形成品牌认同和消费习惯。而这些因素都与社交媒体对明星生活和品牌形象的塑造不无关联。

　　在女性“网红”文化方面，#rushtok#的突然爆红也被归因于参与其中的女性类型——她们大多是拥有金色头发和苗条身材的白人女性，并且倾向于发布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女性化的活动，比如为迎新周的各种活动挑选服装，而这些活动通常展现出一种“现代南方佳丽”的审美风格。总之，她们更容易出现在TikTok用户的“为你推荐”界面上。文化咨询公司Cool Shiny Insights的创始人Kaley Mullin在Vox的采访中表示，总体而言，“南方女性公开展现女性魅力并将其发布到网络上，比北方女性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希腊体系”指的是美国大学里一类以希腊字母命名的学生组织，主要就是通常所说的“兄弟会”（Fraternity）和“姐妹会”（Sorority）。它缘起于18至19世纪美国早期大学的精英男性学生对欧洲古典教育传统的模仿。简言之，这是一种半正式、半私人化的校园精英社交组织体系，它在很多高校占据了文化和权力的中心位置。在许多大型公立大学，尤其是南方大学中，许多校园重要组织负责人（如学生会主席）来自希腊体系，政商界的校友网络通过希腊组织延续，而一些重要的实习和工作机会也是通过这一体系内部流动的。

　　曾经，“‘希腊体系’与美国教育不平等的再生产”的话题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公共焦虑。人们认为，这种校园文化内部长期存在着种族歧视、精英身份与特权阶层的显性或隐性叙事。Vox的文章提到，在2010年代，无论是电影还是纪录片，它们都更多聚焦于这些组织内部的霸凌现象，并对其种族排他性与保守传统展开批判，围绕校园暴力的讨论也频频将兄弟会置于叙事中心。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案例，莫过于《滚石》杂志在2014年刊发的一篇报道，其指控弗吉尼亚大学Phi Kappa Psi兄弟会成员涉嫌集体性侵，该文一度引发全国性的震荡。

　　而今，尽管某种“纵情狂欢”的刻板印象似乎依然附着在兄弟会与姐妹会之上，在当下Z世代×Tiktok的语境中，这类组织的吸引力已经发生转向。研究高等教育的特拉华大学副教授皮耶特罗·萨索（Pietro Sasso）指出，Z世代对这种大学文化的兴趣，并非简单延续了千禧一代的动机——后者“主要是为了享乐”，同时也被这些半封闭社团所笼罩的神秘感所吸引；相比之下，Z 世代更看重的是加入一个高辨识度组织所能带来的可见性与社会影响力。

　　“2010年代可以说是阿舍·罗斯（Asher Roth）的年代，他唱着‘我要派对’，这精准地反映了千禧一代对社交生活的期待，”萨索解释道，“Z 世代同样渴望社交体验，但他们的关注点更偏向视觉呈现。他们渴望被关注，渴望在照片中被标记。”而这种心理，与兄弟会/姐妹会既需要曝光来维持吸引力、又害怕破坏了自身原本的排他性机制的特点，经由社交媒介平台达成了某种共谋。因此，在TikTok时代，“希腊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再只是一种高校文化机制，而是成为了涌向南方的“Bama Rush”年轻人们参与其中的真人秀。

　　戈德西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能够将“爱”的两部分——注意力与情感——纳入商品交换，但却无法真正商品化存在于这种关系中的“互惠流动”，而正是这个部分构成了真正的爱。资本主义一方面无法把“互惠流动”变成商品，却又通过不断榨取时间与注意力来削弱它的可能性，这是我们面对的一种根本性的矛盾。“爱需要关注、关爱和相互付出——一个自然的给予与接受的循环。资本主义可以轻易地将前两者商品化，但第三点却难以被市场机制所掌控。这正是我们的经济体系如此执着于摧毁它的原因。”

　　此文最为有力的理论操作，是戈德西将“爱”拆解为了三种不同的构成要素。第一是注意力。它意味着一个人几乎完全将认知能力集中于另一个主体或客体上，意味着我们集中注意他人，倾听和关注他人的感受。第二是情感（affection）。这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概念，它可以包括性、触摸、安慰、善意的话语、赞美，以及任何表达温柔、激情、关心或奉献的行为。第三是互惠流动（reciprocal flow）。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给予与接受的动态循环。它不是简单的“（因为）你给我，（所以）我给你”，而是一种存在于关系延续中的自然节律。

　　注意力和情感，在当代资本主义中早已被充分驯化。在当代学者关于情感劳动、情感资本主义、亲密关系与经济结构等角度的研究中，我们越来越熟悉其中的资本主义逻辑。例如，伊娃·伊洛斯（Eva Illouz）的《冷亲密》分析了资本主义如何将亲密关系规范化为经济交换逻辑——在交友、爱情、性别关系中的“谈判”“选择成本”等；亚莉·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关于情感劳动和家庭分工的研究中，以“感激的经济学”“第二轮班”等具有经济学色彩的概念，来描述双职工伴侣的家务分工以及职场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艰难平衡的状况。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爱的商品化”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基础。

　　情感（affection）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不被视为商品，但现实中资本主义已经把很多人类情感劳动纳入市场。例如性工作、陪伴服务和各种形式的“关怀经济”（care economy）。主播与观众的互动、本质上也是注意力和情感劳动的交换。总之，资本主义不再假装自己是“冷冰冰”的，相反，它非常擅长调动情感、制造亲密、模拟关怀。资本主义并不是消除了爱的情感，而是把它纳入了交换体系，使其成为工资、利润、服务费的来源。

　　而互惠流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抵抗着施加于注意力和情感上的商品化过程。戈德西区分了“互惠”与“互惠流动”。“互惠”更像是一种计算性的交换，它是“（因为）你给我，（所以）我给你”，或者“你给了我，我才给你”，双方都在计算着付出与收获的平衡。而“互惠流动”则允许短期内的不平衡，只要总体关系持续不断。戈德西文中援引了生态系统互惠、人与宠物的互动、长期深入的亲密关系作为例证，强调互惠流动是一种不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自然循环。

　　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无法真正商品化互惠流动呢？这并不是出于道德上的纯洁性假设，而是出于结构原因。互惠流动之所以存在，恰恰依赖于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非对称性。它无法被量化，也无法被提前结算。这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中的“异物”。资本可以雇佣你去关心别人，却无法雇佣你去持续地、无条件地、在不确定未来中维系一段关系。资本可以出售陪伴的时间，却无法出售共同生活的“节律”。“富人可以买到无穷无尽的他人关注和爱慕，但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那种完全沉浸于自然循环的非交易性给予和接受的体验，因为它本质上就是非交易性的。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

　　可以认为，戈德西想说的是，即便我们愿意放弃计算，资本主义也已经不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不计算”了。当工作时间不稳定、劳动强度上升、闲暇被平台化占领，关系不再是被过度理性地管理，而是被迫变得碎片化、应急化、去承诺化。不是人们不想投入，而是投入本身成为一种奢侈。这解释了一个当代爱之悖论：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高度“情感化”的社会，却普遍感到亲密关系脆弱、疲惫、难以维持。问题不在于情感不足，而在于这种关系所需的时间结构已经被系统性地抽空。

　　在这里，戈德西对保守主义的批评值得注意。她指出，传统的保守主义话语往往承认爱、关怀和互惠的重要性，却坚持把它们封闭在家庭内部，尤其是异性恋家庭中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之间。这种做法在表面上是在“保护爱”，实际上却是在把爱的社会成本私有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可以继续榨取公共时间；另一方面，关怀劳动被自然化为家庭责任，尤其是女性的固有责任。这既否认了社会中其他照顾劳动的价值，又把人的情感责任私有化。“爱”没有消失，但它被压缩进越来越狭小、越来越高压的私人空间中。这正是资本主义与保守思想的奇妙联盟。

　　《资本主义中的爱的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一个看似温和、实则锋利的判断是：资本主义并没有、也无法真正把“爱”商品化，但它正在系统性地摧毁爱的前提条件。爱不是被直接买卖的对象，而是在时间贫困、注意力榨取和情感工具化的结构中被慢慢耗尽的。这和前文述及的相关性别社会研究成果一样，主张把讨论从“爱是不是商品”这一略显陈旧的文化批评问题，转换到一个更具政治经济学深度的层面来探讨，并给出了一个暂时的回答：资本主义不是通过把爱变成商品来统治人类的情感生活，而是通过把可用于爱的资源——时间、精力、信任等——转移到资本增值链条中去来完成这种“爱的革命”的。